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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万富豪64%移民国外 移民拖累中国发展

   据美国侨报网综合报道,胡润研究院在1月16日公布最新调查显示,中国身价上千万人民币的富豪移民比例从去年的60%升高到64%,其中已有1/3身价超过亿元的富豪移民到国外。有分析称,中国正在经历的第三次移民潮集中在中高端技术人才和拥有巨额财富和丰富管理经验的高净值人群。中国正在经济转型期、潜在产出下滑背景下面临着移民危机。

64%千万富豪移民国外 美仍是首选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报道,胡润研究院在1月16日公布最新调查显示,中国身价上千万人民币的富豪年平均消费减少15%。富豪移民比例从去年的60%升高到64%,其中已有1/3身价超过亿元的富豪移民到国外。

   报告指出,中国富豪移民上升4个百分点到达64%,主要原因是有1/3的亿万富翁都已移民,从而提高富豪们从中国出走的比例。不过调查指出,大多数中国富豪只拿外国的永久居留权,并没有改变国籍。选择投资移民欧洲的富豪上升最多,但美国仍是首选。

子女留学方面,高中及以下的富豪子女28.7%偏爱英国留学,26%美国;本科及以上的富豪子女36%偏爱美国留学。

   此外,对未来2年中国经济表示非常有信心的中国富豪达31%,这一数据在5年来首次上升。据悉,房地产仍是富豪投资首选,35%的中国富豪选择了此项投资。股票居次,达22.8%。但亿万富豪投资艺术品和另类投资较多。投资黄金者则减少了6%。然而,中国富豪不做慈善的比例再次上升,达到了40%。

   2013年8月发布的胡润财富报告曾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千万富豪”已达105万,每1300人中就有一人是“千万富豪”,“亿万富豪”的人数也达到了6.45万。“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8岁,“亿万富豪”为40岁,均较上年降低了1岁。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 Center)2013年12月17日最新报告再次肯定了中国移民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地位:报告显示,中国在移民输出国排行榜上,从23年前第7跃至第4名,移民人数从410万增至920万,排在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之后,也是全球接受汇款第二多的国家。

企业家们为什么都想走?

中国人移民海外会遭遇到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如交往圈较国内有限、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无论美国公民还是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不论居住在哪,必须按全球收入向美国政府纳税;长时间居住在国外,便无法继续按照传统方式管控在中国国内的财富等。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还是乐此不疲、争相选择“跑路”国外?

   据北京《IT时代周刊》文章分析,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可见在社会主义中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这种政策必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某种制约,并对民营企业家造成了深深的困扰。

   政企分开、依法治企,是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两个重要保障,但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中,法制不健全、权大于法、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税收过高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而这些现象都严重地恶化了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市场经济环境,打击了企业家的信心,对他们寻求移民摆脱相对于国企和外企而言的“二等公民”待遇,或者寻求海外商业机会起到了重要诱导作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就曾呼吁,给民营企业更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才不会被“拐跑”。

   此外,腐败现象在经济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它既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发展能力,也构成了中国企业家“原罪”的一部分,并成为部分企业家“马失前蹄”的“绊马绳”。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融资的种种政策障碍和审批限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移民。虽然花费不菲,但企业家在国籍变更后,产品“出口转内销”,能享受到此前难以奢求的“超国民待遇”,有望获得税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移民对企业主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靠移民争得喘息机会显得尤为重要。俏江南董事长张兰为企业上市而移民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中国资本急需在全球寻求投资机会,而上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在境外寻求投资的机会,造成了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移民来规避限制。如果制度不改变,随着中国资本输出的需求日益增强,企业家移民的人数也将日益增加。

中国面临移民危机

另据腾讯财经报道,川财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穆启国近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与以往不同,中国正在经历的第三次移民潮集中在中高端技术人才和拥有巨额财富和丰富管理经验的高净值人群。移民的方式以技术移民为主,但投资移民正在日益被广泛接纳。这种人才+资本的流出模式,折射出经济转型期,潜在产出下滑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移民危机。

   技术移民门槛提高,投资移民日渐兴盛是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新特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收入、福利、环境等优势一方面以加、澳、新为代表提升技术移民门槛,筛选出素质较高的群体,以优化本国的人口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以欧洲国家为代表,为缓解债务压力,逐步放开投资移民限制,吸引海外高净值人群,帮助经济复苏。由于忌惮于对本国就业的冲击,对于低端劳动力则采用严格的配额制度。

   这种政策设计对中国的冲击是严峻的:一方面中高端人才流出,拉低了中国的劳动和资本存量,拖累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增长差距;另一方面,低端劳动力滞留国内,加大了就业和社保的压力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经测算,现有情形下,每年高净值人群移民约拉低潜在产出0.5个百分点。根据前述分析,本轮移民潮的主要群体是中高端技术人才和高净值人群。根据《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记载,截至2012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了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他们的平均财富达到4900万人民币以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发达省份,调查显示约有50%的高净值人群表示考虑投资移民,其中10%确定要投资移民。

   “摘桃子,搞交叉,走边缘”是发达国家保持强劲国力的移民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政策调整的风险,都加剧了中国高端人群移民的输出,而决策层忌惮失控的结果导致收入分配改革一再推迟,遗产税、房产税久拖未决,这些并不会改变移民预期,反而会强化移民输出的持续性。原有增长模式愈发不可持续,而移民又大大拖累了结构调整的速度,加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因此在市场对长期改革都报以乐观心态的时候,中国需要警惕移民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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